作者：叶飞

2014年9月8日至9月21日，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荷兰著名学者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先生来华参加2014年度“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本次计划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对外文化传播中心负责安排和接待。此次访问节俭务实、内容丰富、文化层次突出，达到了开展中外学术对话和增进思想交流、帮助学者实现学术心愿、宣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等预期目标。

此行中，伊维德访问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等文化和学术机构，与中国同仁开展学术交流，并赴国家典籍博物馆、北京琉璃厂、八大处以及甘肃省博物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酒泉文化馆、嘉峪关等地实地查看敦煌壁画、河西宝卷等文化遗产，实现了学术夙愿。

伊维德在莫高窟

一、伊维德其人

伊维德，著名学者、翻译家，荷兰乃至世界范围内东方文化研究的当代领军人物，退休前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伊维德1944年生于荷兰，1963年至1968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68年至1970年赴日本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访学。1970年夏在香港访学。1974年于荷兰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被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系聘为教授，任教至1999年底，其间先后任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人文学院教育系副主任、人文学院主任、非西方研究中心主任、荷兰科学研究基金会人文研究委员会主任。2000年至2014年，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先后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其研究涉及诗歌、话本、戏曲、小说、说唱文学、女性文学等领域。伊维德还兼任重要期刊的编辑，包括担任《通报》（T'oung Pao）合作编辑（1993—1999）、《莱顿中国研究》（Sinica Leidensia）编辑（1997）、《哈佛亚州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编辑（2000—2003)。有各类著作50多部，主要为英文、荷兰文著作。

（一）声望与实力兼具的学者

在东方文化研究领域，伊维德是响当当的人物——有资格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都必须是声望与实力兼具的学者。

说起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那是美国东亚研究的大本营，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研究的学术重镇。该中心建于1955年，由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先辈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最早称“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担任该中心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费正清退休时，该中心改为现名。

伊维德担任该中心主任的同时，也是费正清委员会成员。其时，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已是如雷贯耳的学术机构。从该中心涌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不仅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而且在政界、商界和艺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该中心招揽了众多中国研究专家，其学生和学术联系人大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学者和教师。“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已经出版了300多种专著，“哈佛当代中国书系”发行了20多部。作为200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50周年纪念项目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一书对该中心50年间的发展和学术史进行了全面记录。其中，“伊维德主任时期（2002—2005）”是第九章的重要内容。

除了这一头衔，伊维德还是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这是什么概念呢？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欧洲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院经全体院士投票，向全世界极少数具有卓越成就和知名度的专家学者授予外籍院士荣誉称号，获得这一称号的科学家包括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著名人士。其在学术界的分量可见一斑。

作为学者，伊维德以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版本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独到见解，且又不限于此。通过与伊维德的接触，笔者发现，这是一位精于术又勤于思的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学者，治学时严谨规整，思考时活跃开放，立足于古典文献考据，同时放眼当下社会。

在来到北京之前，伊维德与时任中国驻荷兰大使陈旭会见，双方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展开了一场有关文化的漫谈与对话。当时，伊维德就显示出了他的治学特点。结合在荷兰莱顿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实际工作感受，伊维德对欧洲汉学与美国汉学的不同及成因进行了比较。伊维德表示，欧洲汉学起步较早，从掌握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入手开展研究；美国汉学则是现代社会学和历史学出现之后的事情，注重方法论，关注中国当代问题研究。

当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因此，如何从人类共有的美好追求出发，寻求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加强彼此的了解和认知，就成为中外对话的重要内容。伊维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藏，必须在全面考量历史先贤的论述并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但又不是中国独享的文化价值体系。

伊维德擅长版本研究，却极力主张从社会、民间层面看待戏曲的发展与创新，这与他的社会学背景有莫大关系。比如，伊维德认为，对传统戏曲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伊维德提出，要从元刊本、改写本到明传奇中元杂剧故事的版本变化中，看到当时的表演制度、社会功能以及明代宫廷审查等对戏曲文本、戏剧结构的制约，此治学思路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伊维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和“孝”其实并非中国所独有，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老人的尊重一样在西方文化中得到推崇，只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过于拔高了对“孝”的定义，强调“孝”的某一方面，而二十四孝中的一些事例也过于极端，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认知。他从美国亚裔学生中流行“孝”的现象入手，分析中国佛教对中国“孝道”的影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各社会阶层对“孝”的渗透和接受，提出了“孝”在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作为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伦理道德“孝”的阐释，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二）享誉世界的翻译家

面对陌生人时，伊维德常会略带腼腆地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然而，当人们将期待降低之后，他却以其丰富的汉语词汇储备和学术含金量震惊四座。实际上，伊维德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翻译家。他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曾于1992年荣获荷兰“国家翻译奖”。

近年来，国内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伊维德参与其中。实际上，当代中国年轻人对“五经”这些传统典籍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但伊维德认为，将中国经典翻译为多种语言版本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就像现在的美国，并不是所有人对《圣经》都非常了解，欧洲更是如此。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它的片面性，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在谈及自己思想时都受到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用的语言习惯影响。作为一个‘世界人’，只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很狭隘的，一定要知道每个文化的传统优点在哪里，缺点又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丰富，人口那么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其文化。这就是再次把《五经》翻译成多国语言的责任。”

 翻译必须精通语言。罗马非一日建成，伊维德的翻译成就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为了学习中文、学说普通话，打好汉学研究的基本功，伊维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绕过不少弯。

伊维德自认为与很多学者不同，他的父母与中国毫无渊源，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国，完全是出于兴趣。高中时，伊维德看了两本小说，一本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一本是荷兰学者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这两部书将他的目光引向了东方。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后，伊维德立刻选修了中文，不过，这只是“哑巴中文”，大学毕业时，伊维德“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运气不好，1968年毕业，那时到中国留学基本不可能。”在老师的推荐下，伊维德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现实再次令伊维德吃了“哑巴亏”——他确实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化知识和治学方法，但学普通话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这期间，伊维德考虑过到中国台湾学说话，也在香港待了十个月，但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所讲的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决定继续保持沉默。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伊维德已经成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能够同时阅读繁体、简体字书籍，筷子用得很溜。就在这一年，一个即将赴中国旅游的荷兰旅行团找到他，请他做导游。“当时坐飞机的时间很长，从阿姆斯特丹途经法国、伊朗、印度，中途停靠很多国家才能到达中国。”那次带团，伊维德一口气跑了5个城市：香港、广州、长沙、西安、北京。后来，在北京大学访学两年期间，他终于学到了地道的普通话。那段时光令他至今难忘。“哇哦，这儿的老师普通话讲得这么清楚！”说这句话时漂亮的儿化音，几乎让人忘记伊维德的高鼻梁和蓝眼睛。

“以前，在国外想学中文非常困难，现在学中文的途径越来越多，我觉得非常好。人们说汉语难学，可你看中国14亿人口，人人都会说汉语，那汉语一定不会很难。国外学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接触汉语，要集中地学习，但是学好一定是可能的。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汉语很独特、很有趣！”伊维德说。

在名为“反思：如何使我们所选的中文文本及其译文被西方的出版商和读者所接受”的演讲中，伊维德透露了自己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诀窍。他从译者对源语言的语言文化的精通、对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化的精通和对所翻译作品的热爱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西方商业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时有限销售的原因。在分析欧洲和美国出版行业的不同之处以及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现状时，他给出的建议是：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要尝试提升原文，翻译诗歌时不要试图制造押韵。

近几年，伊维德对中国民间故事尤其感兴趣。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投入“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等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翻译工作中，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民间社会、通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文本。西方学者中，在中国叙事宝卷翻译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也是伊维德，他的《孟姜女哭倒长城——中国传说的十种版本》包括了《孟姜仙女宝卷》以及《孟姜女哭倒长城宝卷》，在业内被奉为圭臬。

2015年8月25日，伊维德因其杰出贡献获得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为他颁奖。

中秋佳节，伊维德和中国文化界人士相聚交流。右四为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右五为伊维德，左四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右三为陈建祖，右二为张小兰。

二、中国之旅纪行

（一）北京之行

1·后海共赏中秋月

此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从2014年9月8日持续至9月21日。2014年9月8日，伊维德抵达北京，当天恰是中秋节。当晚，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陈建祖、集团董事长外事助理、国际部主任张小兰等数位文化界人士一起为伊维德接风洗尘。

得知数位重要的中国文化界人士要与他相见，伊维德表示很荣幸，感慨自己得到的是亲人般的待遇。研究中国文化多年的他知道，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节日，是亲人团聚之日、合家赏月之时。

更让伊维德惊喜的是，这天的活动地点是后海。对于后海，他闻名已久，听说那里将纯正的老北京风情和都市的休闲娱乐融合得很完美，他自己尚未体验过。实际上，水域宽阔的后海也一直被誉为北京中秋赏月的最佳地点之一。

当晚，天公作美，皓月当天，碧空如洗。伊维德在大家的盛情邀请下，坐上了摇橹船，荡舟赏月，一扫长途飞行的疲劳。伊维德很快发现，这里的摇橹船均仿照《清明上河图》中的游船打造，颇有古意。在悠扬的琵琶声和昆曲声中，大家谈诗论道，无比惬意。

同行者很快发现，尽管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伊维德却不使用手机。伊维德说，他自己一直通过纸质书籍的阅读来保持对文化的热爱。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开始购买各种中文书籍，小时候每个周末晚上都要去图书馆借3本书，用两天时间看完，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我是一个落后分子。”他认真地用汉语说。

伊维德在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做讲座

2·在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做讲座

2014年9月9日下午，在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主办的北京戏曲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讲座上，伊维德与时任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张永和、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靳飞、监事长徐玉良，梅兰芳纪念馆馆长秦华生以及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戏曲理论家周传家等众多戏曲评论界人士展开研讨，谈笑风生。

这本是一场专业性极强的讲座，作为主讲人的伊维德却显示出了超越领域的卓识。演讲主要围绕其中国传统戏曲研究展开。他着重介绍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对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主要观点以及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概况。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中国传统戏曲作品的交流上，他主张，要看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带来的翻译作品的选择标准差异，因为西方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之时，往往从翻译者的兴趣爱好与作品的可译性入手，而很少从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出发，因此，不能仅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问题，那样势必会造成一定的隔阂，阻碍双方的理解与沟通。

伊维德与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学者合影

谈到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伊维德指出，中国戏曲很具现代性，比如京剧，实际上比后起的话剧更具有现代性。伊维德说，现今中国人谈到京剧，往往是指梅兰芳出现之后的京剧。此时的京剧以西方话剧为对照，建立起了一整套新的规范系统。之前，京剧一直融合、变化，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到梅兰芳时代跃为国粹，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殿堂艺术，其表演、服装等方面的艺术性得到空前增强，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他认为，现今中国戏曲固然不失传统，但也具备了很强的现代性。

同时，伊维德指出，不容忽视的是，从18世纪上半叶传教士马若瑟把元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到欧洲起，到20世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灰阑记》，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美学体系对西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文化交流发扬下去，为人类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伊维德说。

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年近古稀的伊维德精神矍铄，出语幽默，用一口流利的汉语侃侃而谈，不时引发会场听众的阵阵笑声。

当天前来聆听讲座的有京、昆、河北梆子演员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戏剧爱好者百余人，CCTV戏曲频道、中国京剧艺术网现场录制了这次讲座。提问环节，大家围绕伊维德教授的治学路径、中国戏曲在国外的接受传播情况、中外思维差异等问题踊跃提问，伊维德都一一耐心细致地做出解答。讲座结束后，伊维德被大家团团围住，俨然成了学术明星。好几位戏曲专业学生手捧他的著作，请他签名留念。伊维德欣然应允，并热情地与年轻学子合影。

3·参加“艺海问道”文化论坛

伊维德的到访掀起了一股戏曲交流热。继在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举办专场讲座后，伊维德又到访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参加了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办的第三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

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伊先生”。对于这个出自中文习惯的称谓，伊维德欣然接受。数位戏剧研究学者对他的学术著作和观点十分熟悉，交流“零障碍”，这是他之前未曾想到的。

2014年9月10日，第三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举办，论坛的主题是“中西戏剧精神与当代戏曲发展的未来走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筱芸、李玫、刘倩等中国传统戏剧领域专家参加了交流和研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刘承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作为嘉宾参加了论坛。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徐涟主持论坛。

刘承萱董事长代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向伊维德做客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并参加“艺海问道”文化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他表示，伊维德是第一位走进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并参与中国文化报社“艺海问道”论坛的外国专家，伊维德的光临，标志着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在国际学术思想交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刘承萱说，这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关注东西方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戏剧精神。在这样一个视角下的思考，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打开胸怀，审视自我，开拓新知，反思民族戏曲文化的现状与未来，探讨民族文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戏剧或者说古典戏曲，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精神财富，出席这次论坛的国内外专家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戏剧进行研讨交流，必将在文化艺术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因此，如何从人类共有的美好追求出发，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彼此了解和认知，就成为双方对话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自组建以来，以“文化天下，创造传奇”为己任，致力于中国文化艺术的思想研究、产业培育和对外交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开拓进取，积累了良好的声誉。在未来发展中，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将为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着力提高文化媒体的传播力、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力，切实发挥文化媒体的主阵地作用、文化产业的主力军作用和文化交流的主渠道作用。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打造了“视觉中国•洲际行”和“温馨之约”传媒论坛两个品牌活动，先后赴美国、英国、瑞典、古巴、法国、日本等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很快还将主办“温馨之约”——中国马耳他文化传媒论坛、承办中俄文化论坛等一系列重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中，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将担当好历史责任，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宋合意说，这几年，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中国文化报社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方面不断拓展领域，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研讨更直接、更生动，在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增加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交融上有独到作用。伊维德先生和孙崇涛、郭英德等各位专家学者，以中西戏剧艺术为切入点，结合国外汉学界情况，进行了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交流、探讨。当然，由于时间所限，有些话题只是开了个头，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中国文化报》愿意为大家提供相关平台。伊维德先生从事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已半个多世纪了，对这样的坚持我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大家在交流中，多次谈到国外汉学与学者的情况，认为传统的汉学研究在西方相对边缘，有些学者显得落寞。其实，这几年国外的汉学和学者在中国越来越受重视。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思想文化交流的更加重视，汉学和学者的境况也会改变——“水涨船高”，借用一句常用于评价优秀戏剧的话来说，就是会“叫好又叫座”。伊维德先生此次来华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是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之邀，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具体负责，目的是加强与荷兰汉学界的联系、促进两国人文思想层面的深度交流。他将到中国的艺术、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一系列交流活动。这次论坛，是其中一个插曲。

徐涟说，伊维德先生的研究领域，即使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非常小众与精深的。作为外国专家，伊维德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但研究方法、学术传承和文化视角又不同于中国。人们对于伊维德，有一种敬佩与尊重。这首先是因为，对于外国学者而言，要攻克中文特别是古文，相当不容易；其次，伊维德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化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这种视角对我们而言是宝贵的，尽管东西方之间存在相互的误读，这是难免的，但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取得共识。中国戏曲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尽管已经生存了这么久的时间，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当中，它的生存发展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请各位专家学者就戏曲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意义，戏曲流变发展的规律，从东西方视角来看中国戏剧精神等议题畅所欲言，特别是从古典戏曲研究的角度，对于今天的戏曲创作、演出、发展趋向，提出看法与建议。

论坛上，与会专家分别从中国传统戏剧特质、中西文化对比、中国戏曲在域外的流传状况、中国戏曲的当代发展状况、世界汉学与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等角度阐述了中国戏剧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

王筱芸说，自己从1995年到1996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伊维德先生是联系教授。荷兰汉学的传统很特别，早期如戴文达以及做南洋研究的很多人，关注东南沿海的比较边缘的族群和文化，因为荷兰有着东印度的殖民地，荷兰汉学是为这样一个实际需要而开启的。戴文达以后有很大一个改变，开始转向关注比较主流的群体。

王筱芸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伊维德觉得中国学者的研究注重案头化，注重意义，而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戏剧主要是以娱乐为主。对中国人来说，不论是庙堂，还是民间演出，都是有意义的，勾栏瓦肆的表演当中，人们学习和延续着核心的价值体系。忠孝仁义、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通过戏剧、说唱这样一些东西传承的。娱乐在这方面有可能掩盖了这个意义，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意义还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很注意的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精英文化，他们恰恰弥补了这一块。光是精英和案头，你很难全面了解一个文学的生态、文学的语境，他们是在整个生态和语境里边把握作家、作品和群体，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30年来由一个非常政治化、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很单一的学术研究，到现在的多元化，也关注边缘、关注小传统，需要大的社会学的视野。从功能上说，伊维德认为中国戏剧娱乐化倾向非常浓，但到近现代以后逐渐案头化、意识形态化、经典化，变成庙堂当中的一个东西。“我很关注当代戏剧，很多先锋戏剧会吸收传统戏剧的特点，而这种戏剧精神有时候很难割断。比如《武林外传》，年轻人都很喜欢，整个形式很活泼，非常娱乐，把很多当代生活的事情融入到戏剧中。实际上，宋元戏曲在演出中跟剧本很不一样，演员会把很多现实元素放到原著当中去，就跟这个很相似。所以传统的戏剧精神，今天还是会有。”

李玫说，西方学者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是他们选择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一个天然的西方文化参照。伊维德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诗人、大臣和僧侣的冲突》，讲13世纪和15世纪杂剧中的苏轼形象，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意思。第二个是他们关注动态历史的一种大的背景，比如说研究杂剧，研究元代、明代，他们会跟踪向后，一直了解到近现代、当代。就像伊维德先生，讲到现当代，他会从古代联系到民国的发展、当代的变化，他会有连续的眼光，不光是纵向，横向也是。

业内人士提出的观点让伊维德打开了话匣子，他说：“针对今天的话题，我作为一个国外学者发言，一方面非常荣幸，一方面也非常惭愧。我对当代中国戏曲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在国外大半辈子做古代戏曲文献的工作。可如果从比较的立场出发，中国戏曲是什么？在国外说到戏剧，一般指话剧，西方传统中把话剧与音乐剧分得很清楚。但是话剧代表戏剧也不完全对，话剧没有音乐。歌剧有音乐，每一部歌剧的音乐都是新创的。欧洲歌剧的作者都是音乐家，剧本作者不大重要。中国的戏剧是中立的，音乐与剧放在一起。欧洲也有这样的戏剧，但很少见，是非常边缘的现象。中国戏剧传统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做比较的时候，中国一般把中国戏剧和现实主义的话剧相比较，这当然需要做，可是同时还要把中国戏剧与欧洲歌剧的传统比较一下。很多中国人说中国戏剧的特色不一定是戏剧的特色，是音乐剧的特色。如果把歌剧或者音乐剧与中国戏剧比较起来，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有话剧的传统，还有类似于歌剧的传统，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对当代西方歌剧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当代中国戏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娱乐就是戏剧，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DVD这样的媒介。传统中国社会当中的戏剧不算艺术，算娱乐，这在全社会非常普遍。中国即使是最小的村庄也会有庙，有庙就有庙会，有庙会就有戏剧演出，娱乐性很大，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关系也很大。但是到了20世纪，戏剧的地位被提高到艺术。19世纪的京剧，每一年都要改，不是固定的东西。把它的地位提高到艺术的时候，对它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观众反而越来越少，因为你一定需要好好准备，才能真正懂这个艺术。以前不是这样，每个人都认为娱乐就是好玩，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训练。”

 “再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的听众是一代带一代，是父亲带孩子到庙会，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传统破坏了。现在很难恢复这个传统。破坏一个传统，有经济的理由，有政治的理由，但以后想恢复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对中国来说，革命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很厉害。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处于学习阶段，受到很大震动。现在，我在美国带了很多大陆学生，他们看到的就是当代中国，他们对20世纪强烈的破坏性变化不大了解，因为不大了解，对于为什么需要恢复、怎样恢复也不一定了解，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小剧团，他们每星期要演一个新歌剧。他们每做一个新的音乐故事，完成一两次试演，就走出去巡演。他们把剧做得非常简单，比如，穿的衣服其他剧目也可以用，角色跟中国传统戏剧的角色一样比较固定。现在一般的歌剧团规模比16世纪的歌剧团要大很多，而且一定要经常巡演，所以非常花钱，演出的价钱越来越高，没有16世纪那样简单、灵活。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西方人看歌剧不一定要到剧场去，他们买DVD就可以了，像我的儿子连买也不用，直接上网去找。所以，一方面有其他很多种娱乐形式，另一方面因为追求艺术，对古典歌剧、话剧要求越来越高，结果是观众越来越少。如何走出这个困局？也许有一个方法，就是不一定搞得那么复杂，那么高贵，规模那么大，但演出应该好一点。”

当天的论坛结束后，伊维德再次感叹道，这两天与中国戏曲界人士和学者的交流、探讨，让他感到中国戏曲在未来将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会见伊维德

4·国家图书馆查阅书籍

2014年9月11日，伊维德又赴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古籍。对中文图书的热爱伴随着伊维德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对于北京的大小图书馆和书店，他早已了如指掌。

清爽的早晨，伊维德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书院。此时，敬业的馆员已将他想要查阅的3部古籍准备妥当。

落座后，伊维德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了研读状态。一个多小时，他细致、安静地翻阅古书，不时写下中文笔记，过程中未借助任何工具书。直到中午时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一行来到此地，伊维德才放下书本。

韩永进与伊维德是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两人很快谈起了图书馆的数字化、古籍保护与应用等话题，话题一个接一个。韩永进表示，学者通过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国的优秀文化，希望伊维德此行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馆藏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伊维德对国家图书馆的热情接待和为其研究提供的珍贵资料表示感谢。在他看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丰富，全面收藏了各类型的中文文献，是海外汉学研究者参阅资料的最佳场所。伊维德对国家图书馆的细致接待深表感谢。他表示，国家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利在千秋。

当天下午，伊维德来到刚开馆不久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不知疲倦地将展厅看了个遍。特别是在敦煌遗书展厅，珍贵的敦煌文献令伊维德流连忘返。

敦煌遗书位列国图四大“专藏”之首。国图所藏敦煌遗书，最早来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促成清学部将藏经洞剩余的8000余件敦煌写卷悉数运京，入藏刚成立的京师图书馆。解放后，经政府调拨、公众捐赠和采购等方式，国图目前收藏敦煌遗书已达1.6万件，约占世界敦煌遗书总量的1/3，是世界上收藏敦煌写本最多的机构。

此次敦煌遗书展主要展出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世纪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印本、拓本文献，其中90%以上为佛教经典，其余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官私文书等文献，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展览甄选的54件馆藏敦煌遗书精品，从多角度展现了我国中古时期辉煌灿烂的文化，很多都是弥足珍贵的稀世珍品。如归义军时期（902年）的《观音经》写本，系用血所书，是僧人为做功德所为，表达了他们对佛祖的虔诚。又如《贤劫千佛名经卷上》，为归义军时期（920年）写本，该件系用敦煌土纸抄写，纸质粗厚坚韧，在每一个佛名之上均有手绘的彩色小佛像，这些佛像虽已历经千年，仍然光彩依旧，栩栩如生。酷爱古文献的伊维德看得目不转睛，一步三回头。

在展示早期西方学者著作的展台前，伊维德若有所思，驻足良久。在名人遗稿展厅，他特别关注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毛笔手书原稿，连连向讲解员发问。离开时，伊维德幽默地说：“做中国学问有一个大麻烦——古籍太多，穷尽一生也无法读完。”

伊维德在北大中文系举办中国戏曲研究讲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中）致辞，李简教授（左）主持讲座

5·北京大学会老友

2014年9月12日，伊维德来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老友相见、抚今追昔，一句“我老了”，沧桑尽显。陈跃红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实干精神的学者，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具有多学科的现代学术思想与眼光。陈跃红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乐黛云教授，之后于1996年赴荷兰莱顿大学访学时，师从时任莱顿大学人文学院主任的伊维德，学习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此次重返曾访学两年的北大，伊维德的重头戏是举办一场讲座。在北大人文学苑6号楼，伊维德以“元杂剧：版本与翻译”为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讲座由陈跃红致开场辞，李简教授主持。在荷兰莱顿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共30多年的伊维德，面对满堂学子时一改平日拘谨，将他的治学生涯和专业话题巧妙、自然地融会贯通，令整场讲座既富含学术营养又丰满有趣。伊维德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术方法以及风趣幽默的演说方式，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讲座的主题是元杂剧的版本问题。针对晚明臧懋循所编《元曲选》在元杂剧研究、版本校勘中的深远影响，伊维德指出，不同的版本展示着元代杂剧流传的复杂面貌。《元刊杂剧三十种》可能针对的是听懂唱词有困难的人群，是研究元代杂剧首要的文本。元杂剧在明代宫廷的演出中，发生很多变异，《元曲选》的底本多来自宫廷，受到宫廷审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元曲选》将舞台艺术的元杂剧变为读本，反映晚明时代对元人杂剧的认知。而此前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重视文学性与阅读性，表现出与宫廷之作法的不同。元代杂剧在明代经历宫廷、演员、文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众多的明刊本很难作为研究元代剧作家思想、元代社会的依据。

李简教授主持讲座

伊维德对元杂剧版本的研究成果成为其对元杂剧翻译工作的指导原则。伊维德介绍了西方译介中国戏曲的历史，从语言学研究到社会学研究再到文学研究的不同译介需求，导致了译本之间的差异，而版本的选择则多采用《元曲选》。伊维德在元杂剧的翻译实践中尤为注重《元曲选》之前或与原作更为接近的本子，并力求展现不同时期元杂剧的面貌。最后，伊维德还就“公案剧的译本”“宫廷审查对民间戏曲演出是否产生影响”等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伊维德指出，18世纪，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将元代杂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欧洲，对欧洲剧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中国多部元杂剧被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并传播到西方世界。他分析认为，西方人最早翻译元杂剧是基于语言学而非文学的需要。19世纪前期，西方人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为窥视中国日常起居的窗口，这些作品对于欧洲学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这一观点激发了众多学子的思想火花。

伊维德在北大中文系举办中国戏曲研究讲座

讲座结束时，没能抢到提问机会的学生一拥而上，将伊维德截留在讲台上。伊维德极其耐心地为每个学生做出解答，可以看出，他颇享受此情此景。

当天下午，伊维德还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学者研修基地。该基地于2009年12月8日正式揭牌，旨在发挥北大在文、史、哲、考古等学科的整体优势，吸引国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成就卓著的学者前来进行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基地工作的重点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国外学者以及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是推动中国古代典籍和当代研究著作对外传播，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基地自成立以来，已经在图书馆建设、学术著作外译、学术交流、创办杂志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伊维德接受袁行霈教授赠书

伊维德与当时78岁高龄的基地主任、著名学者袁行霈探讨青年学者和翻译家的培养。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袁行霈教授鹤发童颜，自195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见证了北京大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成长。

北京大学国际学者研修基地将于该年年底举行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邀请来自全球的翻译家围绕中国典籍以及传统文化研究著作的翻译等话题展开讨论，并评选“国际汉学翻译大雅奖”。袁行霈认为，“贯通古今中外、交流不同文化”是翻译家的社会责任，古代典籍的翻译需跟上学术的发展，以呈现新的面貌，他盛情邀请伊维德推荐外国翻译家参与评奖。伊维德表示，希望更多地推出青年学者，发现更多有潜力、有水平的优秀青年翻译家，推动学术进一步向前发展。

伊维德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

（二）甘肃之旅

1·甘肃省博物馆参观“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

虽然从事有关研究多年，访问中国无数次，收藏了多套与“宝卷”和莫高窟有关的书籍，伊维德却从未踏上过甘肃的土地。因此，听“河西宝卷”，看敦煌莫高窟，成了他一直想要达成的心愿。正是因此，此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将敦煌列为重要一站。伊维德说，他推掉了多个访华机会而接受“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邀请，正是因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太令人期待了”。经过周末的休整后，伊维德踏上了赴甘肃参访的旅程。

首先抵达的是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历史文物、近现代文物、民族文物和古生物化石及标本35万余件。藏品涵括从白垩纪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到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从商周以来的青铜器、陶瓷玉器到汉唐的丝绸之路文明；宋、元、明、清的瓷器、木雕、丝织品、绘画等。其中尤以馆藏彩陶、汉代简牍、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等最为突出。

在博物馆，伊维德重点参观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该展共分为丝绸之路的前奏、丝绸之路的开拓、丝绸之路的繁荣、丝绸之路的绵延四个单元，以丝绸之路发展史为脉络，主要展示自青铜时代起至宋元时期甘肃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文明的演变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览汇集了甘肃省博物馆及全省近50年来考古发现的顶级珍藏，囊括了彩陶、青铜、玉石、金银器、木简、木器、丝织品、唐三彩、泥塑、壁画、写经、石造像塔、瓷器等420余件历史文物精品，可以说是甘肃省博物馆里最为精彩的一个展览。

遍览甘肃省博物馆及28个地县博物馆的顶级考古发现，与敦煌莫高窟有关的展品最为吸引伊维德的注意。如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乐舞图，画面中部为众菩萨簇拥中的主尊阿弥陀佛与观音，画面下部为七人一组组成的乐舞图，有乐工六人对坐，演奏鼙鼓、横笛、拍板、箜篌、阮咸、琵琶。中立者舞伎翠眉朱唇，头梳高髻，体魄健壮，肌肉丰盈，着红裤绿兜肚，披长巾腾踏起舞，舞带飞舞若游龙，提腿扬掌而羽裤生风，脚趾摇动，全身上下无不呈现出舞动的旋律，尤其表演难度很大的反弹琵琶，挥舞自如，令人叹为观止。其右侧的箜篌伎，则凝神定睛，拥琴于怀，双手拨动琴弦，丝弦振荡乐声迸发，琴弦有虚有实，毫无琴弦密集之感。对研究中国传统戏曲的伊维德来说，竖箜篌可以说是古代中外艺术交流的生动见证之一——竖箜篌又名胡箜篌、立箜篌、竖头箜篌，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东汉时经西域传入中国，后经高丽传入日本。参观此展，为伊维德此后的莫高窟之行再做铺垫。

伊维德蹲下逐条浏览“酒泉宝卷”目录

2·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睹“宝卷”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酒泉宝卷”是国内保存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活宝卷，是讲唱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史、思想文化史等社会科学宝贵的研究史料。长期以来，人们对宝卷的收集工作从未停止，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综录》是全国宝卷卷目之中集大成者，收录总数为653种，版本有1487种。现在，肃州区文化馆等单位和个人搜集的宝卷总数为133种，版本265种，相当于全国宝卷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至今，酒泉宝卷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版本，如《香山宝卷》（又名《观音济渡本愿真经》），在《综录》中的确切年代为公元1805年，或只写“明”；而酒泉本的原叙为“永乐丙申岁”（1416年)，后叙为“康熙丙午岁”(1666年)。《目莲宝卷》，《综录》最早者为《目莲三世宝卷》（1876年），酒泉的《目莲救母出冥宝传》则为1817年。《韩祖成仙宝传》，《综录》最早者为1887年，而酒泉本则为1821年。《七真天仙宝传》，《综录》最早者为1821年，酒泉本则是1702年。

2014年9月15日，伊维德抵达了集有众多珍贵的“宝卷”抄本、刻本的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重点观看了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酒泉宝卷展柜，以流利的汉语与非遗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展柜前，伊维德激动地蹲下，一条条查看“宝卷”目录，忘我地与“宝卷”整理者交流。他问及肃州区有没有发现《骷髅宝卷》，工作人员回答从没听说过。随后，伊维德说，这是根据《庄子》中的一则故事创编的宝卷。在场的人们感慨连连：“想不到有如此关注‘宝卷’的外国人！”“伊先生实在太懂了。”

更加令人难忘的一幕是，“酒泉宝卷”代表性传承人乔玉安和他的3名弟子，声情并茂地为伊维德诵读了《生身宝卷》。此卷劝人学会感恩、孝敬父母。乔玉安老人打开手抄的《生身宝卷》念道：“生身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开天辟地到如今,留下宝卷教化人；劝学贤良行方便,孝敬父母一重天......”没有器乐伴奏,也没有抑扬顿挫的音律,但古拙朴实的念卷声还是让人心中为之一动。

伊维德听得格外认真，他很清楚，这样原汁原味的诵读绝对难得一见。诵读完毕后，伊维德上前紧紧握住乔玉安老人的手，三番五次地说谢谢。质朴的老人笑而不语，伊维德深情地说道：“我也是农民出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乔玉安第一次为外国人诵读宝卷。

实际上，伊维德已将《孟姜女宝卷》、《二度梅宝卷》翻译成了荷兰语，撰写了多篇关于宝卷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伊维德说，数年以前，中国出版了《宝卷初集》，但是还没有出版《二集》、《三集》、《四集》。《宝卷初集》汇编了一百多种宝卷，根据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有1600多种宝卷。研究者很难得到这些说唱文学资料，因为通常只有一两本留存世间，早先也没有图书馆收藏说唱文学资料。许多材料被毁掉了，因为它们的“封建性”和“迷信”。“我希望看到有中国出版社能够收集这种真正的大众文学作品，出版普及版，使更多的人有可能研究这些资料。”

离开文化馆时，伊维德依依不舍地与所有人合影留念。获赠全套《酒泉宝卷》，更是让伊维德喜出望外。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酒泉市文化馆（即现在肃州区文化馆）组织力量对酒泉宝卷进行发掘和研究的总成果。《酒泉宝卷》1至5辑共收入宝卷52个卷本，累计155万字，囊括了肃州区现存的全部宝卷精华。还收录了本地区第一部全韵文的《生身宝卷》、宣统年间书局雕版印刷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岳山宝卷》。

在此后举行的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上，伊维德提交了论文《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分“早期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宗教研究与宝卷”“社会历史与宝卷”“目连宝卷”“有关观音和妙善的宝卷”“宝卷作品的英文翻译”“研究近况”等节，主要评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研究和介绍中国民俗文化和民间宗教背景下，北美及欧洲等地的学者正式发表的研究和翻译中国宝卷的英语文献。介绍的学者主要有“西方宝卷研究的领军人物”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教授和他的学生那原道（Randall L. Nadeau）教授、民族音乐学家钟思第（Stephen Jones）教授、长期从事晚明教派主义研究的学者石汉椿（Richard Hon-Chun Shek）教授、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和姜士彬（David Johnson）教授、研究观音信仰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和于君方（Chün-fang Yü）教授、俄籍青年学者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等，也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在“宝卷作品的英文翻译”一节中，介绍了梅维恒（Victor H. Mair）、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学者翻译的多种宝卷。在“研究近况”中，说明近年来宝卷研究领域的重要变化是“中西学者合作项目增多”，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发表系列论文和报告。

伊维德表示，近年来，宝卷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外学者合作项目的增多，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不断合作，进行宝卷收集和宣卷表演的田野调查。“特别是有关宣卷表演的调查工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宝卷卷本、宣卷艺人、斋主、信众和一般观众的了解。”伊维德提出，宝卷业已成为中国宗教、社会史、文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伊维德在敦煌研究中心

3·与敦煌亲密接触

9月的敦煌，秋高气爽，游人如织。怀揣圆梦心愿的学者伊维德站在莫高窟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前，陷入沉思。古代壁画的辉煌艺术，王道士的功劳过错，外国探险者的粗暴劫掠......一幕幕历史云烟和海量信息，一股脑儿袭向这位终身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荷兰学者，令他一时沉默。

在西方，特别是在藏有大量敦煌文献的法国和英国，敦煌学早已成为东方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伊维德的研究生涯虽然集中在荷兰莱顿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但对敦煌研究也颇有兴趣，曾出版数部关于敦煌变文的专著。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敦煌叙事文学”一节，正是伊维德所著。从1978年开始，伊维德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但因工作原因，他的足迹大多留在了东部省份。30多年过去，伊维德一直想到莫高窟亲眼看一看。

伊维德来得正是时候。就在这个9月，敦煌莫高窟完成了一个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创举：建成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所有游客在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前，先在数字展示中心，在全世界唯一一个由文物保护单位建设的高清球幕影院里观看《千年莫高》等电影，并观看数字展示的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各种研究成果。看完后，再由敦煌莫高窟的专用大巴，拉到11公里外的敦煌莫高窟实地参观，现场体验、感受。如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所说：“其实有些视频介绍，比实地参观看得更清楚，介绍更全面。”伊维德成了最早进入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体验的外国客人之一。

伊维德参观莫高窟

2014年9月17日，在樊锦诗的贴心安排下，伊维德得以在一天时间内走进16个洞窟，仔仔细细地观摩、欣赏。在莫高窟爬上爬下，徒步超过5个钟头，对于70岁的老人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整个参观过程中，伊维德兴奋非常，毫无倦意，并幽默地说自己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意指体力完全可以胜任。

从事中国戏曲研究的伊维德对壁画中的乐器尤感兴趣。在《伎乐图》前，伊维德看到了著名的“反弹琵琶”，在浏览其他壁画时，他也总是能快速发现当中的乐器，饶有兴趣地“清点”弦数。同时，由于近年来专心于中国民俗故事的翻译，他又对壁画表现的传说、故事颇为上心，与同行的时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处参赞的迟润林互动不断。在规模庞大的61号窟，伊维德遍览四壁和窟顶，讲解员的手电筒每照亮一处，他都会发出连珠炮式的提问......可以看出，他不想放过任何获取信息的机会。

伊维德走进莫高窟

傍晚时分，意犹未尽的伊维德走出洞窟，来到敦煌研究院敦煌资料中心，与敦煌研究学者深入交流。实际上，爱书如命的伊维德一路上一直留意关于敦煌的各种书籍，在抵达敦煌市的当天晚上，他还抽出时间踏足市内书店。敦煌资料中心的丰富收藏再次满足了他对文献的渴望。在王道士以珍贵经卷换取的钱财修建的楼阁前，伊维德面色凝重地留影。伊维德对比实体洞窟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制作的虚拟球幕电影，感叹说，如果整个莫高窟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参访过程中，他还注意到，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莫高窟至今没有丝毫商业气息。在他看来，这一点难能可贵，在更好地保护壁画等文物的同时，也维护了莫高窟作为“学问圣地”的尊严。

伊维德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参赞迟润林（左）参观莫高窟

在与伊维德的攀谈中，笔者了解到，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白话小说（形成时期)。他认为，作为专业的讲故事（说书)，并不是小说或短篇小说形式的唯一起源，白话小说是从以前已经存在的各种文学样式中广泛吸取营养而形成的。如变文的出现促进了口语的书面化，同时也有助于长叙事文学的发展。敦煌变文正是这些文学样式的一种。如著名的元杂剧《汉宫秋》，讲述的是汉元帝与妃子王昭君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一故事不断激发着中国诗人和画家的灵感，在敦煌遗书中就有一篇关于这一故事的变文。

伊维德与樊锦诗、迟润林交流

在与樊锦诗对话时，伊维德笑容满面，侃侃而谈。在他看来，与“敦煌的女儿”对话，是此行中最大的收获之一。能够亲手将所著的有关敦煌变文的著作送给樊锦诗，他感到满足。

4·顺访榆林窟、登上嘉峪关城楼

此行中，伊维德还顺访了榆林窟。榆林窟又名万佛峡，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原安西县）城南70公里处。洞窟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直立的东西峭壁上。

绝壁之间，河床之上，一块不大的地，地面上闲散地长着几棵高大的榆树，榆林窟正是因此而得名。当天，阳光灿烂，风沙袭人，长长的谷底显得更加内敛和深沉。

伊维德在榆林窟留影

从洞窟形式、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看，榆林窟与莫高窟十分相似，是莫高窟艺术系统的一个分支，历来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如果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居于全国石窟之冠，那么，榆林窟就是仅次于莫高窟的壁画艺术宝库。榆林窟壁画多为唐代至元代800年间的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有场面宏大的巨幅经变画，形象生动的单幅佛像画，装饰图案和种类繁多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还有一定数量的当时社会生活、生产、科技等现实画面。从唐到元，历代都有佳作。

伊维德在嘉峪关古城楼前留影

第25窟的唐代壁画是世所罕见的珍品，伊维德在这里停驻了好一阵。该窟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代表窟，其壁画反映出来的浓厚的汉藏艺术融合的特点，是独特历史背景下，佛教石窟营建过程中汉藏民族艺术互动、文化融合的体现。

看过大佛，再看北魏的古拙、盛唐的精巧、宋时的沉寂、元时的萧疏......伊维德一路走一路看，叹道：“这么多的宝贝，看不完。”在刻着“榆林窟”大字的石碑前，伊维德再次留影。

伊维德在嘉峪关戏台

在嘉峪关，伊维德登上城楼，目睹了“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图景。他赞叹道，边关居然存有古老的戏台。

这是坐落在关城之中的嘉峪关关城戏台，位于朝宗门斜对面，南闸门内侧，关帝庙对面。戏台坐南向北，属清末风格的公共性礼制建筑，砖木结构。据了解，戏台是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嘉峪关游击将军袋什衣主持修建，系当时守城官兵、城内居民及过往商旅的娱乐场所。原来，明清时期，嘉峪关既是军事防务之关，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往来之关。西域和内地出入关的使者、官员、商贾客旅等过往者均在嘉峪驿打尖、住歇。无战事时，他们还时常在这里聚会、宴饮、歌舞、吟诗，热闹非凡。当时，为了活跃守关将士和附近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祭奠神灵，守关将士以及往来官员经常在戏台举行歌舞和演唱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这座戏台的形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古典戏台。伊维德看出，此戏台的绘画内容在其他戏台上是非常少见的。戏台的屏风正中央绘制着“八仙”，顶部为“八卦图”。两侧是一组风情壁画，内容是寺庙的和尚、尼姑庵的尼姑及尼姑豢养的尤物。戏台两侧书写有对联：“离合悲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

伊维德说：“以前都是做文献研究，这一路，我看到了古老的、真实的中国西部。”

伊维德在鸣沙山

伊维德眺望月牙泉

三、访华成果

（一）开展中外学术对话、增进思想交流，促进了学者与我国文化机构的合作。

在华期间，伊维德参加了1场研讨会、举办了3场讲座，与中国同仁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在由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办的第三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上，伊维德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刘承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涟，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陈建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孙崇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等围绕“东西方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戏剧精神”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伊维德从古典戏剧研究的角度，对于今天的戏剧创作、演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应降低欣赏戏剧的门槛，让更多的人了解戏剧的魅力。

在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主办的北京戏曲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讲座上，伊维德与时任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张永和、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靳飞、监事长徐玉良，梅兰芳纪念馆馆长秦华生及北京大学教授高远东、戏曲理论家周传家等众多戏曲评论界人士展开对话。在这场专业性极强的讲座上，作为主讲人的伊维德提出的“中国京剧比话剧更具现代性”“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美学体系对西方影响深远”等观点，被中国学者广为赞同，频见于国内媒体报道。

在北京大学，伊维德就元杂剧的版本及翻译问题举办了一场讲座。伊维德将治学生涯和专业话题融会贯通，整场讲座既富含学术营养又不过于艰深。伊维德指出，西方人最早翻译元杂剧是基于语言学而非文学的需要。此次讲座激发了学子们的思想火花，现场提问的火热程度不亚于伊维德在哈佛大学执教之时。

（二）帮助伊维德实现学术心愿，增进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为其之后的汉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与新的学术课题。

伊维德在给中方工作人员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愉快经历，对他今后的汉学研究大有裨益，令他十分受用。此次访问特别尊重学者本人的学术特点，堪称为伊维德量身打造，助他圆满实现了实地考察河西宝卷与敦煌莫高窟这两大学术心愿。

伊维德曾将《孟姜女宝卷》、《二度梅宝卷》翻译成荷兰语，撰写多篇关于宝卷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2014年9月15日，在集有众多“宝卷”抄本、刻本的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伊维德重点观看了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酒泉宝卷展柜，与非遗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参观完展厅后，观看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乔玉安与其三个徒弟的宣卷表演和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肃州民歌的演唱。

在2014年10月18日举办的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上，伊维德提交的论文，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及个别俄国学者用英文研究和翻译中国宝卷的情况。

此次访华行程中，敦煌是一大重点。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敦煌遗书展厅，珍贵的敦煌文献令伊维德流连忘返。在甘肃省博物馆，伊维德遍览“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中甘肃省博物馆及28个地县博物馆的顶级考古发现，其中与敦煌有关的珍藏为数不少。参观这两个大展，为伊维德的莫高窟之行做足了铺垫。

2014年9月16日，伊维德参观了榆林窟的6个洞窟。2014年9月17日，伊维德与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会见，并实地考察了莫高窟16个洞窟。同时，伊维德还参观了敦煌研究院敦煌资料中心，与敦煌研究学者深入交流。

此外，伊维德登上了嘉峪关古城楼，感受了月牙泉和鸣沙山的大漠风光。伊维德表示，这次访华让他看到了古老的、真实的中国西部，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经历，将对他今后的治学产生重要影响。

（三）全程报道访华行程，大力宣传了“东方文化研究计划”。

此次访华行程的一大特点是全程报道，不仅见报及时，而且形式多样。

《中国文化报》相关报道达6篇，其中的文字报道包括1则消息、4篇2000字左右的通讯和1次整版报道，刊发新闻图片14幅，图文并茂地呈现了此次访华行程的全貌。

中新社、文化传通网、中国文化传媒网、《京华时报》、网易、凤凰网、中国社会学网、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日报网、《北京西城报》等主流媒体对有关文章进行了转载。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俊新与伊维德合影

四、后续成果

（一）难忘中国朋友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俊新与伊维德的会面，为此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曾在中国驻荷兰使馆工作多年的董俊新提及昔日旧事，两人不禁感慨，相约未来继续合作，再续此情。原来，1990年至1994年，董俊新被派驻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文化处工作，任负责人。当时，伊维德任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主任，他与奚如谷合作翻译的《月与琴：西厢记》于1991年出版，在荷兰引起了高度关注。

学术碰撞与实地考察固然令人激动，更令伊维德难忘的则是与中国人结下的深厚情谊。此行中，伊维德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人的质朴与热情。伊维德自知，他的研究领域即使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小众与精深的。或许，在学术交流的过程当中，与中国文化人之间结下的难得情谊，才是引他进一步浸润于中国文化的“法门”，而这也正是“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主旨之一。

 “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结束了，伊维德与中国学界的互动也因为此次计划而大大增多了。此后，他又多次应邀访华。如2014年10月18日、19日，伊维德又赴扬州，参加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2016年6月19日，受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戏剧戏曲学研究中心邀请，伊维德就“西方大学中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这一主题与师生们进行了交流。最近一次是2017年6月19日，伊维德赴广东，作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主办的岭南译学前沿讲座的主讲人，就中国古典文学翻译话题与师生切磋交流。

（二）寻找一篇论文

2014年9月29日，笔者收到了来自伊维德的一封英文邮件。邮件中写道：“我现在在荷兰。请允许我对你在中国的悉心照顾表达谢意。我在中国旅行时从未有过这样愉快的体验，因为你负责了所有琐碎的事务。我非常喜欢这次研究计划，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请向所有参与此次研究计划的朋友转达我的谢意。”

2015年春节期间，伊维德又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叶，羊年吉祥。你寄来的书已经顺利抵达我处。”所提到的这批书共有50多本，一部分是在“东方文化研究计划”行程中，诸位中国学者赠给伊维德的著作，一部分是伊维德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等地购买的书籍。得知这批书顺利抵达伊维德位于荷兰莱顿的家，笔者的心才彻底踏实下来，毕竟这批书从寄出到抵达，花费了4个多月。

不过，看了下文，发现新的任务来了。伊维德写道：“你知道，我对河西宝卷实在很感兴趣，正着手编选一部宝卷英文译本的选集。我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目前正在撰写引言。我希望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某处发表了，但我在所有的大型学术期刊数据库里都没能找到它。你是否可以帮我找到一份扫描件？也许，酒泉文化局的工作人员能帮上忙。”

这篇文章是谭蝉雪所写的《河西宝卷概述》。据伊维德信中所说，该文最早发表在1998年《曲艺讲坛》第4期。在网上一番搜寻，我发现一些国内论文的脚注中也曾提到该文的出处是1998年《曲艺讲坛》第4期。

我尝试通过敦煌研究院直接与作者——已经81岁高龄的谭蝉雪女士取得联系，得悉谭女士因为身体原因，已无法继续从事宝卷研究，目前人在上海，暂时无法联络上。我又在许多图书馆的数据库中查找此文，还真是不见踪影。再查《曲艺讲坛》此刊，为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校刊，然而，该校早已改为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曲艺讲坛》编辑部是否还存在，不得而知。当时正值春节，我身在老家湖北，朋友、老师也都在休假当中，无法及时帮忙。3天下来，还是没能找到这篇文章，心想这下要让伊先生失望了。

后来，一天半夜，突然想起有个名叫“孔夫子旧书网”的二手书交易网，立刻起身查找。一查不要紧，在这个网站上出售《曲艺讲坛》往期杂志的店家还真不少。不过，新问题来了，售卖旧书的店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标注“1998年《曲艺讲坛》”，期数却不标出。只好一一给店主打电话，询问有无当年第4期杂志。春节期间，电话里先拜年，然后告知需求。店主们都挺耐心，听说是有国外的大学者要找这篇文章，都尽心尽力地查找。一天下来，3家二手书店的店主回复说没有这期。晚上，终于有一位店主回复说找到了。

我请店主确定是否有谭蝉雪《河西宝卷概述》这篇文章。意外的是，并没有！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很着急，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又问这位店主1998年第5期刊物是否在手边，请他查询该期目录。又一个意外来了，店主发来的照片中，此文的标题赫然在列。

一番核对后，确定文章发表在1998年《曲艺讲坛》第5期，我当即给这位店主下了订单。无奈的是，春节期间，快递不开工。通情达理的店主说：“这样吧朋友，我用手机把文章拍成照片发给你，你先发给外国人研究。书买不买都没关系。”我感到过意不去，大过年，让人忙活一整天，总不能白忙！我回复说：“书我要，年后快递就好。您把照片拍给我，这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了贡献，我代表伊先生向您致谢，代表我自己向您致敬！”这位天津店主幽默地回复说：“得了您嘞，咱都是文化人儿。”

次日一早，我把这篇文章的照片发给了伊维德，并在信中告知，国内许多论文中提到的此文出处有误，应为1988年第5期，请他留心。伊维德当天就回复了邮件：“太好了，你帮了我的大忙！你的效率和严谨让我印象深刻，希望学者们都能如此。”

再后来，谭蝉雪女士也联系上了。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6日，谭蝉雪女士将《河西宝卷》72种88卷（册）捐赠给了敦煌研究院，包括清代刊刻本、抄本、民国印本及民间手抄本和宝卷说唱录音磁带，以及其研究手稿、研究目录和部分日文影印本宝卷资料。对学界来说，这真是一大笔财富！我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伊维德。

伊维德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时与靳飞交流

（三）为《梅氏醉酒宝笈》撰文

2015年5月的一天，靳飞专著《梅氏醉酒宝笈》书稿出炉。靳飞托笔者将书递给伊维德，请他批评。一个月后，伊维德回信了。信中说：“我怀着极大的荣幸和欢愉，读完了靳飞先生的著作。”令人惊喜的是，伊维德专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作为第一序言收入正式出版的《梅氏醉酒宝笈》。

伊维德在文中充分地阐述了他对京剧现代性的看法。他写道：“京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这不仅是因为其所具备的传统特征，还包括其现代性。在某些方面，京剧甚至比话剧更具有现代性——20世纪20年代，话剧是被当时很多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奉为唯一可接受的现代剧种。但我认为，京剧在某些方面比话剧更现代，因为只有在与20世界初期的‘文明戏’以及‘五四运动’时引入易普生和萧伯纳的西方社会问题戏剧相比较时，京剧才能被定义为中国戏剧的一种体裁。面对国外的戏剧形式，京剧对其自身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转变，经过各种实验，最终形成与西华风格的现实主义的舞台完全相反的形象。”

文章中，伊维德对《梅氏醉酒宝笈》一书的内容进行了高度浓缩的概括，可见他真的是如其信中所说，“读完了这本著作之后下笔写作”。伊维德还写道：“这本书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对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单部著名戏剧进行分析，而且还充分表现了20世纪的话剧和京剧备受赞誉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互动，以及在这个中国历史重要时期中国和西方世界间的互动。”

《梅氏醉酒宝笈》一书于2016年正式出版。靳飞又托笔者将新书赠与伊维德。此时距伊维德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已近1年半，他与中国学者之间谈笑风生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