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勒夫喜获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刘继贤题赠的甲骨文墨宝。

在多布勒夫看来，《易经》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它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寻找自己在自然中定位的一种尝试，对后世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模式，乃至西方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科学家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直到今天，《易经》、《道德经》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于前沿的科学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都具有参考价值。多布勒夫认为，实地参观考察后，以往在书籍和网络上看到的有关《易经》的知识、信息变得更加具象。“实地参观让我的视野更加开阔，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让我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有了全新的思考。”

（二）西安之行收获皇冠上最大宝石

2015年5月14日至16日，多布勒夫前往往西安进行参观考察。在陕西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多布勒夫参访了著名文化遗产地法门寺、秦陵兵马俑，参观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探访了大兴善寺、清真大寺。先秦文化的璀璨、盛唐文化的多姿以及现如今不同民族、宗教的和谐共处给多布勒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西安，我收获了皇冠上最大的宝石。”

西安历史悠久，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以及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想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西安是不二之选。

参访法门寺。

乘坐早班机飞往西安，多布勒夫不顾旅途劳累开始参访。在宝鸡法门寺，他冒着大雨紧跟导游的步伐，听得非常入神。法门寺地宫出土了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印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同时馆藏2000多件大唐国宝重器，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刹更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这些都让多布勒夫脑中的中国图景更加明晰。

参访秦陵兵马俑。

参观兵马俑时，壮观的景象让多布勒夫震撼不已。兵马俑建造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现在已经发掘出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陶马近8000件，拥有极高的考古和艺术价值，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21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我很难想象，在先秦那样久远的时代，人们的艺术造诣和工艺技术就已经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多布勒夫说。

多布勒夫与秦陵兵马俑相关负责人座谈。

从蓝田人使用的简单石器到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藏品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此行最让多布勒夫振奋的参访地。“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棒的博物馆！”参观途中，多布勒夫说。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周、秦、汉、唐都在西安附近建都，这使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耀眼异常。商周青铜、历代陶俑、汉唐金银器、唐墓壁画......“中华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之名得来不虚。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怎样的发展变化？”“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有怎样的关联？”在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多布勒夫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唐朝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在大慈恩寺内修建了大雁塔。作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大雁塔是佛塔这种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着佛教传播进入中原并融入汉文化的典型象征。而大兴善寺作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曾是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的地点，是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就在多布勒夫参访大慈恩寺和大兴善寺的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也来到此地参访。

参访西安大兴善寺。

在清真大寺，多布勒夫见证了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和谐生活在一起的场景——宁静的清真大寺坐落在繁华的市中心，戴着礼拜帽的回族男子和披着纱巾的回族女子穿梭于清真大寺前热闹的街市，清真餐厅林立于西安的街头。“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民众在这里融合并和谐生活，是西安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多布勒夫说。

与陕西省文化厅驻厅纪检组长金育欣互赠礼物。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文化厅驻厅纪检组长金育欣得知多布勒夫来访西安，特意与他会面。金育欣表示，西安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希望此次参访能够对多布勒夫的汉学研究和著述有所帮助。此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也在参访时向多布勒夫详细介绍了情况。

（三）在北京，“中国知音让我不孤独”

在北京，多布勒夫参观了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与闲庭信步、赏花看景的游客不同，多布勒夫最感兴趣的是颐和园中举办的大小展览。由于时间紧凑，他几乎是以小跑的速度看完了每一个展览，认真阅读其中的文字简介，时不时告诉我一些与保加利亚相似的文化元素。

参访颐和园。

除了实地参访，多布勒夫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走访了业界同仁，学术对话令他收获颇丰。

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对外文化传播中心的安排下，2015年5月11日，多布勒夫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友忠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外欧洲语言学院的10多位专家学者与他畅谈学术话题。从《周易》、《道德经》到二进制、量子力学，内容跨度之大令不少听者为之瞠目，而中国学者的精彩“接招”也令人心生敬佩。多布勒夫感慨地说，在保加利亚，他的学问是孤独的，没想到在中国遇到了这么多知音！

在北外做讲座。

在与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张西平教授会面时，多布勒夫的许多疑问得到了十分清晰的解答，包括《易经》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之间的关系、周文王演八卦的历史真实性、东方哲学与量子力学的相似之处、科技哲学与时空观的演进等。参与会面的任大援、梁燕、何明星、杨慧玲、管永前、李真等专家、学者、教师，也对部分问题给出了严谨的回答。

在北外举行的以“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思想的时空观”为题的讲座上，多布勒夫成为学生们眼中的明星。多布勒夫在讲座上提出，很多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乃至宗教论述中都蕴含着中庸之道，这一思想不仅对现代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还与一些前沿科学有着相通之处。虽然讲座主题和内容略显深奥，不少学子仍听得津津有味。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积极踊跃提问，几乎令多布勒夫应接不暇。

讲座后北外学生与多布勒夫交流。

此外，多布勒夫还参观了北外图书馆，并捐赠了自己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著作。

2015年5月12日上午，多布勒夫赴清华大学，拜访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邹广文。这次轻松的一对一会面，也令他受益颇多。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庸之道到儒家道家的互补，从苏格拉底的诡辩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从保加利亚的未来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多布勒夫再次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与邹广文教授展开深入讨论。不同观点和视角的碰撞，给彼此都带来颇多启发。

“我很好奇，中庸是历代统治者推行的理论，还是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精神理念？”多布勒夫问道。

“中庸不仅是华夏民族生存的态度，也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维持中性智慧......”邹广文从中庸思想的起源谈到其发展，为多布勒夫做出了详细解释。考虑到多布勒夫曾担任保加利亚副外长，邹广文说，中庸之道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和谐世界、“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了中国倡导不同文化相互欣赏、反对冷战思维的外交原则。

谈及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时，多布勒夫非常有共鸣。邹广文说，中国有着“入世则信孔孟、出世则信老庄”的思想，并以弓与弦的关系为例，形象地阐释了人应该在进退取舍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思想。多布勒夫说，自己辞去官职，潜心学术，恰如入世出世的更迭，因此能够真切地感受这种处世哲学的精妙。“儒道互补的思想，让人在得意与失意之间皆能寻找到正确的生活态度，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多布勒夫说。随后，邹广文还陪同多布勒夫一同参观了清华校园。

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邹广文座谈。

拜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邹广文。

北外和清华之行令多布勒夫感到兴奋和惊讶——中国学者不仅能够毫无障碍地使用英语、俄语乃至保加利亚语与他交流，开放的研究理念和跨学科的学术实力更让他为之赞叹。

“真想再和教授们聊聊。”走出校园时，多布勒夫总是依依不舍，他还有很多问题，迫切地希望与中国的顶尖学者、专家讨论。他说，这一次，他寻觅到了很多知音。他辞去政府职务，成为一名独立学者，潜心研究对保加利亚人而言非常陌生的东方哲学，并尝试寻找其对西方哲学乃至科学的影响。“我的保加利亚朋友都觉得我是个疯子，但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可以交流、探讨的朋友。”

与邹广文教授等人合影。

三、项目成果

（一）从“提问先生”到中国文化使者

多布勒夫来华参加文化部“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时认真、执着的表现，为他赢得了一个雅号——“提问先生”。

无论是在博物馆、遗产地参访，还是与中国学者交流时，多布勒夫总是在提问，一刻不停、天马行空、连珠炮式的提问问倒了不少人。即便是在面对记者时，他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变成发问的一方。他说，这次访华机会太宝贵了，要尽可能地多问问题，才不至于浪费。“我不是来讲演我的研究，而是带着一大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来，希望‘东方文化研究计划’能帮我找到最好的答案。”

多布勒夫眼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存在的。也许是因为对量子力学等科学有所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变化才是他最为关注的部分。《道德经》对莱布尼茨的影响，《易经》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示，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多布勒夫一再向中国专家学者提出的，而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正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

保加利亚与中国的联系也是多布勒夫关注的重点。据多布勒夫介绍，保加利亚虽然距离中国很远，但两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古保加利亚人居住在中亚地区，与中国曾是近邻。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是两个曾经使用过中国古代历法的欧洲国家。直到9世纪中叶，保加利亚民众仍然在使用中国古代的历法......”这是多布勒夫此行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他几乎将这段往事讲给了每一个有过交谈机会的中国人。“这让我感到自己与中国有着一些联系。”

“此次参访途中，我发现，今天的保加利亚与中国仍然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不仅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表现在文化共鸣上。”多布勒夫说，“在保加利亚，有一些专家学者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我听说，一位研究唐诗的保加利亚教授已经将他和学生对同一首唐诗的不同翻译集结成册，就要出版了。”

参访全程，多布勒夫都在悉心寻找中国与保加利亚、中国与西方的细微关联。宗教建筑中使用的符号、文物的纹理和造型、民居的构建、民众的生活习俗......每找到一些相似之处，他都会兴奋地拍照记录。

2015年5月17日，多布勒夫结束了“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全部行程，满载收获离开了中国。他表示，要仔细梳理此行获得的海量信息，将中国之行的成果分享给尽可能多的保加利亚人，并将以此行的收获为基础，对中国文化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正是‘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参访、座谈，让外国专家们更加主动地去研究、分享和传播中国文化。”陪同多布勒夫参访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迟润林表示。

回顾这次中国之行，多布勒夫感慨良多。“这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让我收获了太多太多。此前，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曾两次跟随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是我第一次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来访。在安阳，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商朝时期的灿烂文化，了解了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在北京，我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国学者深入交流，他们带给我很多关于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启发；在西安，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加直观、生动的认识，也为不同宗教、民族在中国的和谐共存而感动。”

9天的时间，让多布勒夫感受到中国古老文明的魅力，让他对中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路和启发。最让多布勒夫兴奋的是，通过“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他得以与中国哲学、汉学方面的专家深入座谈，与中国大学生互动，并与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专家交流。“行程中接触的每一个人，都为我提供了大量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这些对我日后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多布勒夫说。

通过此次中国之行，多布勒夫脑中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图景都更加清晰了。“中国哲学蕴含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和变化，佛教、道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和谐共处......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影响和变化。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以及实地参访，让我能够从不同角度、不同路径去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多布勒夫说，“现在，我对中西方哲学、宗教的联系有了更多了解，更能够从多元化角度看待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西方学术试图寻找固定不变的宇宙规律，而东方思想则更多强调‘变’的哲学，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著述，都体现着这种思想。事实上，我认为，西方哲学乃至现代科学研究都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中国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科技、政治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独立学者，多布勒夫表示，不会把研究当做负担或任务，也不想给自己制定太多计划，但非常愿意将这次中国之行带来的震撼分享给更多保加利亚人。临别时，他说：“回国后，我将在索菲亚大学等高校举办讲座，把此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感兴趣的学生和教授。此外，我接受了保加利亚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邀请，我将协助他们制作一期有关中国的访谈节目，与电视观众分享心得。当然，我还会对此行收获的知识和信息进行梳理，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去。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朋友、保加利亚开放大学校长对中国哲学也非常感兴趣，他希望我们能够对中国哲学展开进一步研究，联合撰写与中国相关的文章。”

回国后，多布勒夫先生经常会通过邮件告诉我他的近况。我了解到，除了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之外，多布勒夫果然开始更多地从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包括参加座谈会、接受电视台采访、去高校举办讲座等。如他所言，希望将此次中国之行分享给更多的保加利亚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更多的保加利亚人乃至欧洲各国民众，对中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有所了解。

多布勒夫拜访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刘继贤并与大家合影。

（二）两年酝酿终出力作

记得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当我问起多布勒夫先生有什么需要购买的东西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非常希望能够购买一些书籍带回保加利亚。”于是，我们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花费了半天时间。多布勒夫沉醉在哲学、历史、文学领域的货架之间，精挑细选对自己研究有帮助的书籍，此外，他还购买了一些学习汉语的书籍，表示回国后会继续精进自己的汉语。

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和准备，多布勒夫先生终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了，书名为《古代中国的玄学》(非官方翻译)。书中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易经》和《道德经》的翻译以及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散文和评论；第二部分谈论了中外哲学家和学派相关的故事、言论等；第三部分则记载了一些怪奇故事和寓言故事。这本共有470页的保加利亚文著述，不仅囊括了作者对老子、庄子、荀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哲学经典的研究和理解，还包含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理论的联系与对比等，内容丰富，角度新颖，堪称一本能够让保加利亚人从哲学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并寻找到中西方哲学及文化关联的力作。

两年的潜心研究以及图书的出版，让多布勒夫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深入，越来越多相关人士通过他的研究和著作与他取得联系，不少中国高校、基金会的专家和负责人都希望更多地参与到中保文化交流中来。

时任驻保加利亚文化参赞尹亚利说：“多布勒夫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比较特殊，不是在重复别人的东西。上次访华对他真的很有帮助，纠正了他一些模糊的认识。尤其是与国内专家和学者的交流，对他十分有益。”

在给尹亚利的邮件中，多布勒夫也提到：“中国之行，尤其是造访古城安阳和西安，让我对中国文化及传统的理解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专家和教授们的座谈拓宽了我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也给我带来诸多启发，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为此，我非常感谢您和一切接待我的朋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趟中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