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馆员 王鹤北

2016年1月3日至4月1日，笔者获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组织的“艺术专业与管理人才项目”资助，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实习交流，为期90天。在此期间，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接待本人到访的其他机构，慷慨提供、分享了众多藏品管理与学术研究的经验、范式。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于1870年。从成立之日起，它就着眼于建立一整套展示世界艺术图景的“百科全书式”收藏。这间机构的亚洲艺术收藏，更是在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上，展现了纽约这座城市，以及无数个人对艺术的激情。今日的大都会博物馆，拥有第五大道本馆、位于曼哈顿岛东北端的修道院中世纪文物分馆，以及于2016年初刚刚揭幕、位于曼哈顿惠特尼美术馆旧址的Breuer现代艺术分馆，共计三间机构。笔者实习所在地，为第五大道本馆。该建筑拥有18.6万平方米空间，容纳有2200余名工作人员，是大都会博物馆最大、最重要的建筑，主要用来保管和展示世界古代艺术收藏。本馆下设十七个文物部门，分管来自世界各个地区和不同创作媒介的，约300余万件藏品。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前身，远东艺术部，成立于1915年。在远东部成立之前，亚洲艺术品的展示场所，位于第五大道原大都会博物馆建筑一层的两间大型展室，那里曾经陈列着博物馆早期捐赠者，塞缪尔·P.艾弗里（Samuel P. Avery）和本杰明·奥特曼（Benjamin Altman）捐赠的中国瓷器。在那一时期，大都会还没有形成全球性的艺术收藏格局，中国艺术品被归在装饰艺术门类下；直到1915年，学习亚洲艺术的荷兰学者Bosch Reitz任职大都会，远东艺术部才宣告成立。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共计有专门展室五十三间，占据着博物馆北侧萨克勒翼楼二、三层，以及第五大道入口大厅二层“大回廊”开阔的空间。其中近五分之三的展室用于陈列中国古代绘画、雕塑、陶瓷、玉器、织物以及漆器收藏。这些展示空间，无一例外，在距离展室入口不远的墙壁高处，镌刻着捐赠人的家族姓氏。亚洲部展厅的建造和扩张，讲述了该部门随展品不断涌入，而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与美国其他著名收藏机构相比，大都会博物馆在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表现十分黯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纽约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亚洲艺术品交易中心的毋庸置疑的地位上升，与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的增加。当时的整整一代纽约收藏家，都在1930年代中国活跃异常的考古活动所带来的刺激与发现、1940年代由中国大陆流向海外的私人收藏，以及1950-60年代美国与日本以及其他远东口岸日益频繁的贸易往还中，大大获益。在这场前所未见、将一流亚洲艺术品输入美洲的大规模贸易活动中，艺术品交易商、学者，以及收藏家，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些个人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早期。

1971年，博物馆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狄隆和馆长托马斯·霍文执掌下的大都会博物馆，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扩张它的远东艺术收藏，开始着手进行新的藏品征集活动，并组建了亚洲艺术研究中心。在狄隆任职大都会董事会主席期间，亚洲部中国艺术收藏，特别是中国古代绘画和书法作品，得到了极大地扩充。197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业的方闻，进入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不久之后，在他的建议和斡旋下，王季迁私人收藏的一批重要宋元书画作品进入亚洲部藏品名录。王季迁私藏的二十五件重要的宋元绘画，是那一时期入藏的最重要的中国艺术收藏，于1973年在狄隆基金资助下购得。数年后，John M. Crawford又将他在五十年代购入的张大千藏宋元书画如数捐赠给大都会。这两批书画作品的入藏对大都会博物馆来说是极富胆识与魄力的决定，因为当时美国其他博物馆大多对于王季迁和张大千收藏的作品年代真实性没有把握，这使得当时有意购买者寥寥，最终导致其整批易主，没有分散出售。更加重要的是，王季迁和张大千带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收藏品位与审美格调，也附着在各自收藏之上，这使得接受了其藏品的大都会博物馆相较于其他美国博物馆而言，拥有了别具一格的品质。在方闻先生任职、继而执掌亚洲部的三十年间，大都会亚洲收藏不仅在博物馆总体收藏比重上，而且在海外中国艺术收藏机构中所占据地位发生飞跃，成为举世瞩目、最重要的海外中国古代艺术庋藏地之一。

方闻的继任者，屈志仁（James C.Y.Watt），则是另一位传奇的缔造者，正是屈志仁先生的博学多识和对中国古代艺术不拘门类的广泛兴趣，使得大都会博物馆在中国古代织物和其他诸如玉器、金银、竹木牙角等门类的收藏和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2015年，亚洲部获得了弗罗伦斯与赫伯特·厄文（Florence Herbert Irving）捐赠的古代小型雕刻与文玩收藏，为该类作品在美国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厄文伉俪就捐助、修建了以夫妇名字命名的展厅。这座展厅是大都会亚洲艺术展厅顶层的增建建筑，专门用来展出竹木牙角、玉器、漆器和丝织品等装饰艺术门类藏品——这个展厅的建造，使得著名的毕绍普（Bishop）玉器收藏获得了一露真容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这间展厅的位置太过隐蔽，其中一个入口，位于二层中国古代绘画展室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需在那里乘坐电梯抵达三层展室；另一入口，为东南亚艺术展厅一个极易被忽略的楼梯。但是，这种隐蔽性，使得这间展室长年享受着在喧嚣的纽约市极难获得的寂静与安谧，对于习惯独自欣赏艺术品、偏爱与艺术品独对的观众来说，这里无异于天堂。

2015年，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亚洲部从2014年秋季，即开始举办一系列的专题展览，庆祝它的百年生日。这个名为“亚洲100”的系列展览，包括：2014年10月18日开幕，“创新与奇观——中国青铜礼器”；2014年9月6日开幕，“中国书画册页艺术”，2014年12月20日开幕，“喜马拉雅的神圣传统”；2015年1月17日开幕，“羊年的欢庆”；2014年10月25日开幕，“以针为笔：十二世纪——十九世纪中国的缂丝与刺绣”、“十四世纪——二十世纪的东亚漆器展”；2015年6月20日开幕，“皇家狩猎：印度艺术中的宫廷格调”；2015年2月14日开幕，“探索日本艺术：美国收藏家与大都会博物馆”。另外，于2015年春季开幕、由亚洲部与大都会服装学院共同策划举办的“中国：镜花水月”是系列展览中的高潮，创造了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单独展览访问人数的新纪录——拥有超过70万人次的访问量。上述展览皆在笔者实习开始时闭幕。本人访问期间，亚洲部仍在展出中的专题展，包括“大都会馆藏亚洲书画精品展”，“猴年艺术展”，以及涵盖了馆藏漆器、玉器以及丝织品馆藏精品的的中国装饰艺术展。

中国文物在近代历史中可谓命运多舛，作为目前中国本土以外最大的中国文物庋集地，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和艺术品消费潮流演进的角度，来考量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聚集。

在美国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中，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形成经历颇具值得思考：相对于欧洲大师绘画以及古典时代的雕塑与建筑，中国的陶瓷玉器以及青铜器，对于十九世纪绝大多数西方收藏家和一般民众来说，尚不具备被理解风格及审美价值的途径：它们的身份真伪尚待验证，优劣难于鉴别，市场价格拥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对于艺术品投资者极具诱惑力。另一方面，这些中国艺术品在工艺技术与原料质量上的成熟与优势则是一目了然的。作为房屋内部装饰，是一种体面、经济的选择；以古代文人书画为代表的笔墨艺术，在西方审美惯习语境中得以推广传播，还需假以时日。但是，美国迅速扩张的中产阶级的新建住宅，却留下空荡荡的壁炉虚位以待。这种对新增财富的喜悦与对新的生活方式进行审美的野心，使得装饰艺术的所有部门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欧洲大陆的审美取向至今仍旧是美国社会富有阶层装饰口味的风向标，亚洲元素在欧洲艺术界的影响，在当时尽管刚刚萌发，却前景光明，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察觉这一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艺术品外流，使得欧洲民众获得接触中国皇室艺术收藏的机会。这些代表中国一流手工艺技术的精致器物对艺术创作观念所产生的真正影响，还需稍待时日才会开花结果，但美国东北部各大都市为中心的“陶瓷泡沫”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将晚期中国瓷器的价值一度抬高到令人瞠目的地步。J.P.摩根（J.P.Morgan）著名的中国瓷器收藏是这一时期最有说服力的见证，收藏家本人也是造成泡沫最主要的推手之一，这与我们在今日艺术品市场之所见区别并不大。这批收藏在摩根去世后，经由艺术品交易之王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从中斡旋，其中最精彩的部，由小洛克菲勒（Rockefeller Jr.）收入彀中——与喜爱现代艺术的艾比·洛克菲勒（Abby Rockfeller）不同，小洛克菲勒将中国瓷器收藏视为毕生唯一个人兴趣。可惜他尽管个性审慎但缺乏收藏顶级艺术品的战略眼光，在其有生之年见证了这个泡沫的破灭。但是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得今日的大都会博物馆拥有极为精彩的中国陶瓷收藏。

以J.P. 摩根为典型代表的、在全球金融界具有无与伦比影响力的一代美国金融家，通过购买艺术品，使得美国本土，成为除欧洲之外，全球艺术品收藏版图中最重要的庋集地。在其购买能力所能触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对该地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进行购买和收藏，从而证明其已具有对该地区文化进行审美的能力；能够对地区性艺术进行鉴赏与审美，即是对其文化最纯粹部分的把握与占有，这标志着美国在超物质的观念领域，完成了对这片土地的征服。

历数美国收藏中国艺术的主要机构，波士顿美术馆对于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乃至美国其他机构早期亚洲艺术收藏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美术馆仍旧是亚洲艺术品在美体量最大、水准最高的庋藏地。美国收藏家对亚洲艺术的早期兴趣造就了波士顿美术馆与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前者对包括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产生了至深的影响，正是它的亚洲艺术收藏，使得最早一批致力于中国艺术研究的美国艺术史学者以此为毕生的职业理想，也使得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成为培育二十世纪前半叶美国各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人材的大本营——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副馆长保罗·萨克斯（Paul Sachs）利用了近水楼台的优势，培养出第一批具有美国学术背景的中国艺术研究人才，如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阿兰·普里斯特（Alan Priest），劳伦·史克门（Lauren Sickman），满足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中国艺术收藏的急剧扩充背景下，各机构对于艺术品鉴定与研究专业人才的需要。

弗里尔美术馆的藏品捐赠人以及缔造者，查尔斯·朗·弗里尔（Charles Lang Freer）则是美国早期屈指可数、基本上依靠自学成才的中国艺术品鉴赏家、收藏家。大都会早期的亚洲艺术品入藏遴选，一度仰赖于他的个人判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现名为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Nelson-Atkins Gallery）的亚洲艺术收藏开始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它在大萧条时代利用文物市场不景气的局面大量购入高品质的中国艺术品，曾经一度与大都会竞争收藏来源，并最终成功跻身美国中国艺术品收藏一流机构行列。今日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严肃的收藏家在向公众展示其收藏时，往往会致力于出版一本学术性的展品图录，这一结果的产生并非偶然。在搜求藏品的过程中，美国收藏家使得公众越来越多机会对亚洲艺术进行了解，这些展示相对于以往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乃是全然陌生的领域；对于收藏家来说，他们亦开始逐渐意识到，艺术收藏并非随机购求的简单行为，他们的收藏，在艺术史的脉络中具有建构历史、提供总览视角的重要意义，这使得收藏的价值远超过藏品的庋集总合。

美国的艺术收藏机构和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广泛关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真正开启。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带回了他们对中国的体验与回忆，以及大量战争纪念品，其中亦不乏艺术品。新中国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与两岸故宫收藏的展示与研究，都使得整个西方，一次次为中国艺术悠远绵长的文化血脉和弘达深邃的创作格调所折服。各艺术机构对于亚洲艺术收藏的热情追逐和不断升温，最终导致今日美国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宏富体量与卓越品质。除上述机构以外，其他著名的收藏地还包括位于费城、克利夫兰、旧金山、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西雅图、丹佛等城市的大型艺术博物馆。这些机构中国艺术收藏形成经过，与美国在各个时期颁布的外交法令与奉行的金融政策，乃至中国近代曲折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此外，各个机构的亚洲部门主管，通过各自的学术视野和审美品位，彼此间展开激烈的收藏角力，最终奠定了今日美国艺术机构的中国艺术收藏格局。

通过对这些机构保管的中国艺术品的观摩，以及对部分藏品入藏经过的耙梳，一幅二十世纪美国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纪程长卷不期然地逐渐展露，揭示出近代美国公共文化机构特殊的发展轨迹，以及美国博物馆中，中国艺术收藏与相关学术研究，对构建美国近代文化版图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作为中国本土以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品庋藏地，成为近代东西方艺术在创作实践与收藏审美两个领域进行碰撞与激荡的特别场域。众多私人收藏家及收藏机构，通过对中国艺术品的搜求与鉴赏，对一元化的“中国印象”进行了反思与挑战，不断构建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以及艺术创造活动的理解与认识。